人民网北京6月27日电（记者常红）中国社科院今日发发布的《中国政治参与报告（2011）》，可视为第一本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蓝皮书。
《中国政治参与报告（2011）》明确指出，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参与，是服务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政治参与，是人民主体能动参与的政治参与，这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应然趋势，也是中国执政者、民众和公民的自觉选择和自主要求。
《中国政治参与报告（2011）》认为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。1979-1981年为第一阶段，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带有明显的“转折期”特征，即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盲目政治热情下的政治运动式的政治参与，改变为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理性化、制度化的政治参与，全面恢复人大代表选举和取消“四大”，都带有重大的“转折”意义。
1982-1994年为第二阶段，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带有重要的“路径选择”特征。在席卷全球的“第三波民主化浪潮”中，中国的政治参与面临三种路径的抉择：第一种路径是以大规模的群众示威、游行等参与形式，向党和政府施压，要求政治体制改革，并且有一部分人明确要求在中国发展西方式的民主。第二种路径是认真摸索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参与方式，并且使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符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。第三种路径是全面限制政治参与的发展，以此来抵御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的影响。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苏联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，对中国起了重要的警示作用，第一种路径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，逐渐形成共识；全面限制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第三种路径，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带来较多的负面影响；只有选择第二种路径，才可能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平稳、健康发展。积极发展基层群众自治，就是选择第二种路径的具有代表性的事件。
1995-2003年为第三阶段，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带有明显的“创新”参与方式特征。一是在基层选举密集化的态势下，出现了一系列的“选举创新”（在县乡人大代表选举、村民委员会选举、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、党内选举以及县、乡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中，都出现了创新选举方式的试点），为民众的选举参与提供了不同的参与机会。二是在群众自治参与、政策参与中创造了一些新的参与平台，如村务公开、城市社区建设和“网络参与”等。在既定发展路径下的政治参与方式创新，不仅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要的意义，亦为全面提升民众的参与水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2004年以来为第四阶段，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，向“制度化”和“法治化”发展，在选举参与、人民团体与群众自治组织参与、政策参与、接触式参与等参与领域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。
根据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状况，《中国政治参与报告（2011）》创设了初步的指标评估体系，以选举参与、人民团体与群众自治组织参与、政策参与、接触式参与、参与意识和参与满意度5个一级指标（每个一级指标1分，总分为5分）评估2004年以来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。在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已有问卷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，综合评估中国当前的公民政治参与处于中等水平（以5分作为评估标准，目前的得分为2.115分），在政治参与涉及的5项指标中，得分最高的是“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参与评价”（0.553分），其次是“选举参与”（0.529分），再次是“政策参与”（0.503分），“人民团体与自治组织参与”得分位列第四（0.452分），接触式参与得分最低（0.078分）。这样的评估只是一次初步尝试，指标体系和评估数据都有待进一步完善，并且重要的不是得出分数（相关分值只能作为以后相关研究的参考数值），而是要以此来说明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态势。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，公民政治参与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现象，关键在于对政治参与现状需要一个较清晰的认识，并在此基础上探询发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。
基于国内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，《中国政治参与报告（2011）》还对不同选举中的公民参与、不同公民群体的政治参与、公民政策参与和政策态度、公民参与意识、公民对公共服务的基本评价等作了具体分析。公民政策参与的案例分析是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蓝皮书的重要内容。《中国政治参与报告（2011）》收录了六份报告，包括个案观察报告（对苏州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的调查）和地方改革或创新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综合调查报告（对哈尔滨市的公民立法参与、成都市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、河南省的“四议两公开”、天津市武清区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创新、浙江省乐清市的“人民听证”制度的调查），都是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