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，中华民族的形成可以说是滚雪球式的逐步壮大，但若细看却是有层次的发展。先秦时期，先有地区性的诸族融合，然后才有大一统的民族融合。这一时期民族融合与政治格局演进过程基本一致，从西周时期的诸侯林立到春秋时期逐渐实现区域统一，与之同时，地区性的民族融汇也随之实现，到战国结束，天下归于一统，大一统式的民族融合格局也随之奠定。

汉代大儒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精华》中深刻总结了这一历史进程：“《春秋》慎辞，谨于名伦等物者也。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，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，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，各有辞也。”文中所说的“中国”即华夏；“小夷”，指赤狄、白狄、犬戎等不具国家形态、未聚合成邦国的夷狄；“大夷”，指楚国、秦国、吴国、越国等已形成邦国且国力相当强大的所谓“蛮夷戎狄”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无论是政治统一，还是民族融合，楚、秦、吴、越等“大夷”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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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史之乱发生后，唐肃宗李亨在灵武登基。为了平定叛乱，他派宗室郡王敦煌王李承寀、大将仆固怀恩前往回纥汗国借兵。回纥葛勒可汗提出将妻妹嫁给敦煌王。此后，回纥与唐朝多次和亲。可汗向唐朝上书称：“昔为兄弟，今婿，半子也。”并自请改名为“回鹘”，取“回旋轻捷如鹘”之义。

唐朝与回鹘和亲后，双方常以亲属相称。顿莫贺可汗时期，回鹘自称“婿”或“子”，双方是“翁婿关系”。大中十年（856年），唐宣宗所作《遣使册回鹘可汗诏》始有“甥舅”之词：“自尔以降，谊为舅甥，岁有通和，情无诡诈。”双方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融合不断深入。

入宋以后，和亲虽有终结，经由姻亲互动所结下的甥舅之谊却具有延续性，使团结友好的良性互动世代相传。可以说，甥舅之谊是回鹘与中原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明，是回鹘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有力证明。

宋辽夏金时期，是多民族政权并存的时期。西夏政权控制河西地区之后，充分利用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这一地理优势，一方面从事“转手贸易”，将中原地区的茶叶、丝绸等销往西域甚至更远的地区，并将来自西域的乳香、沉香、珊瑚、玉石等物产转卖至中原，另一方面对过往客商征取重税，由此获取大量利益。这些商贸活动不仅推动了西夏经济发展，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，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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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阶段，这一时期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，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没有因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而中断，反而由于各族人民的参与显得更加生机勃勃、充满活力。比如，元代各族士人之间互相馈送诗文、酬唱应作，并由此结交建立起友谊，充分体现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特点。

危素是元明嬗替之际的重要人物之一，他的交际网络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、政治与文化的鲜明特色，那就是既体现民族的多元性，又具有时代的跨越性。从他的交游经历，恰可窥见当时各民族之间密切交往的盛况。

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坐落于河北省承德市，修建于清代，因其中八座寺庙驻有喇嘛，由清政府理藩院喇嘛印务处管辖，又都在古北口外，所以统称为“外八庙”。乾隆御制《〈避暑山庄百韵诗〉序》记载，“建此山庄于塞外，非为一己之豫游，盖贻万世之缔构也”，道明了修建避暑山庄的深厚用意。

康熙、乾隆两位皇帝兴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，体现了对蒙古族、藏族信奉藏传佛教习俗的尊重，“因其教不易其俗”的主张，以及通过“深仁厚泽”，实现“柔远能迩”“合内外之心，成巩固之业”的政治目的。作为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凝结着民族团结的历史记忆，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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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，我国北部、西部等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，一直以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，在马匹饲养和驯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这些地区常年干燥少雨，当地游牧民族在饮食上以肉乳为主，对南方地区种植的具有解腻、助消化、生津止渴等功效的茶叶存在潜在需求。

茶马互市兴起于唐代，宋代快速发展，明朝时主要由政府垄断，清朝中叶之后逐渐转型。茶马互市的兴起，是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之间贸易活动的产物，也是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发展基础上民族交往的结果。它推动了边疆和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，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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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对加强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思想共识、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发展起着基础作用。大量儒学经典宣扬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思想，成为各民族共同学习和传承的精神财富。

历史上，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加快自身发展、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，积极借鉴中原地区先进文化，学习儒学典籍，修习中原王朝史书。很多少数民族虽然有本民族语言，但没有文字，因此直接使用汉文学习和传播儒家经典、推行儒学。很多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政权，也大力推行儒学，用民族文字翻译儒学经典和中原王朝史书，将民族文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桥梁、向各民族输送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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